（原标题：传奇投资人龚虹嘉：“根创新”的中国机遇）高忆配资
2025年6月10日，《浦江科技评论》2025年6月刊“聚光 | 我说”栏目刊发嘉道私人资本董事长、海康威视天使投资人龚虹嘉独家专访。在我国政策大力支持AI行业发展的背景下，他以“根创新的中国机遇”为核心，解析中国自主技术突破路径，指出“中国企业需容忍技术迭代过程”，并阐释投资者关注的三大特质及未来投资考量。
本文摘选自《浦江科技评论》2025年6月刊，“聚光 | 我说” 栏目，作者：梅浩宇、张克侠。
● 龚虹嘉：“根创新”的中国机遇
传奇投资人龚虹嘉，因245万元投资海康威视并撬动逾2万倍的回报而闻名。即便早已功成名就，龚虹嘉依然自省、焦虑，不断在复杂问题中做出艰难抉择。在中美科技角力加剧之际，他始终坚守“根创新”，坚持投资中国自主技术，等待创业者在向未来奋斗时的“瓜熟蒂落”。
01
中国企业并非做不到“根创新”，而是要有容忍“任何技术都需要迭代”的过程。
02
一个社会对天才的宽容程度，决定了它能否孕育颠覆性创新。包容的文化环境，是实现从根创新到颠覆式创新的关键。
03
天使投资，越是刻意，越难做好。
04
要看到事情的多面性。国外最新的大模型很厉害，但不让中国用，反而让我们压力小了些——可以按自己的节奏稳步发展。
龚虹嘉 嘉道私人资本董事长、海康威视天使投资人
前记 |
作为一名顶级投资人，龚虹嘉曾以245万元投资海康威视并获得超过2万倍回报的案例被广为人知，被誉为“中国天使投资第一人”。
早年，龚虹嘉曾被徐小平提问获得万倍回报的感受，他回答：“第一似好似坏，第二诚惶诚恐，第三不知所措，第四自问我是谁。”回看他过往的投资生涯，他一直以拯救者的身份出现。
在同学创业成立海康威视后，明知国资控股背景下创始团队未持股，龚虹嘉仍注资245万元成为第二大股东，2007年上市前夕，更是以原始价转让15%股权给高管团队，助同学完成从职业经理人到企业主人的蜕变。
他投资的富瀚微电子创始人曾坦言，员工见到龚虹嘉出席年会才觉得踏实——为此他连续十年赴会，直至2017年公司上市。
时至如今，他还是会勤奋地阅读商业计划书。他说：“假如把我定义为百亿富豪，在这个群体里，我应该是不超过10个还会亲自看商业计划书的人之一。” 然而随着年龄渐长，经常工作到凌晨4点的他，也渐感身体吃力。但倘若让他停下，他又心有不甘，或许正如他所说：“这是灵魂层面的选择，要做焦虑中又带有愉悦的事情。”
在“2025天使投资大会”上，与会嘉宾龚虹嘉接受了《浦江科技评论》的独家专访。在采访中，他反复提及“根创新”。在他看来，中国企业并非做不到“根创新”，而是需要容忍“任何技术都需要迭代”的过程。因此，他总是期待着这个世界在意想不到的时候，带来新机会和希望。
“根创新”需要人才。龚虹嘉相信人在做符合自我天赋的事情时能迸发的潜力，为此他愿意容忍失败，用极大的包容等待创业者成长，通过一次次地追加投资、“接飞刀”，证明自己对创业者灵魂层面的信任，等待创业者在向未来奋斗时的“瓜熟蒂落”。
这种包容和等待，逐渐形成了他对长期投资的信仰。他常常会做出看似孤独的天使投资行为。对于持续看好的冷门赛道和企业，他用自有资金，定力至上，以图培植出适合企业创新的土壤。
在当下政策支持创业投资投早、投小、投硬科技、投长期的趋势下，如龚虹嘉这般专注长期项目、有耐心的高净值天使投资人，稀少却又极有价值。
Q：《浦江科技评论》
A： 龚虹嘉
坚持“根创新”
Q：您在很多年前天使投资了您老师的公司达梦数据，而达梦数据历时多年才上市，当初投资时的考虑是什么？
A：这家公司现在是国产数据库第一股——达梦数据，也是我老师冯裕才的公司。我在20世纪90年代末帮助冯裕才老师构建了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公司化架构，在这个架构中冯老师能成为第一大股东。
当时做国产数据库，既没有行业地位，也容易被瞧不起。达梦正式成立是1999年，距离它后来上市还有近24年。冯老师组建公司之前，达梦数据库已经做了10年。冯老师当时认为十年磨一剑，在行业内就足够有杀伤力。没想到，想要让这个数据库成为各个行业愿意用、能够用、很好用的产品，非常不容易。
直到2015—2016年，中共中央有意识要求加大国有数据库的使用力度，于是才开始去IOE（IBM、Oracle、EMC）化。那时行业内普遍觉得中国人自研数据库是无稽之谈，但达梦坚持到了现在。
如今达梦的数据库在许多特定行业得到了应用，财报上显示的业绩也还不错，这非常不容易。我最近这段时间讲了很多自主创新、“根创新”，因为以前只能讲自主创新，一讲“底层创新”“根创新”就会被人嘲笑。
任何技术都需要迭代，需要从不好用到好用、从不稳定到稳定的过程。过去总有人说国产技术这不行那不行，大家宁愿用国外成熟便宜的产品。如果都没有人用，它就无法迭代改进。
Q：为什么坚信“根创新”？
A：美国已经站到我们对立面了，但这并没有成为大家的共识，有些人还是乐观地认为这是暂时的。可实际上，这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一部分：怎么遏制中国——在哪些领域必须阻止中国崛起？通过什么战略来压制中国的产业和影响力以维持现有世界秩序？这是美国的整体战略，不只是某个人的突发奇想。
说到科技创新，现在整个形势都变了。举个最近的例子，科创板有家上市公司叫芯原股份（VeriSilicon）。它和寒武纪几乎同期上市，区别在于寒武纪自己做芯片，而芯原股份是做芯片设计服务的。寒武纪市值接近3000亿元，芯原股份大约500亿元。
但2017—2018年时，芯原股份从准备赴美上市转为筹备科创板上市，有40多个投资人都要撤资赎回，我全部都接了下来。2017年签协议，由于投资人遍布全球，我花了一年多时间，2018年把40多个投资人的股份全部赎回来了。完成收购后，2019年我们就拆除了VIE架构。
当时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我愿意主动收购——我当时就认定这家公司的未来只能在中国。后来我说服团队回归中国，他们还存疑：“回中国能赚钱吗？”我说现在形势变了，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只要中国厂商无法再去美国、中国台湾设计芯片，这家公司马上就能盈利。现在看来，这一天确实到来了。
选择需要信念。就像我说的，投资就是一种信仰，也是相信一种趋势。如果不想与人争，就只能在别人还没看好的时候先进场。永远都会存在暂时不被看好但未来有可能变好的事情。
在我年轻的时候，许多人觉得是微软、IBM就是科技行业的天花板了；后来谷歌横空出世，大家都惊叹其强大的搜索技术；当中国有了百度，很多人认为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界获取信息的最终方式了，但没想到移动互联网又冒出来了；现在又迎来了AI大模型。
这个世界总是在我们意想不到的时候，通过技术突破或商业模式创新，给后来者带来新的机会和希望。
Q：您说当有人愿意仅为一个创意投入10亿元资金时，中国创新有可能会视为真正兴起。这一时刻何时能够来临？
A：我是以梁文锋为例，他给自己投入了10个亿，做出了我们过去认为只有美国年轻人才能实现的创新。这说明不是中国年轻人的智商或能力达不到美国年轻人创新的高度，而是缺乏相应的创新土壤。
几乎所有类似案例里，都是一群行业外的年轻人，获得一笔资金后，创造了奇迹，改变了世界。从谷歌到Facebook再到OpenAI，山姆·阿尔特曼（OpenAI创始人）只创办过一家支付相关的公司，后来卖掉了；马斯克早期也仅成功出售过一家公司，另外两家都失败了。但正是这些经历塑造了他们。
2012年我去美国时，特斯拉正濒临破产，就差3000万美元就要清盘。最后是一家不知名的硅谷风投救了它。那个基金经理后来带我去看了马斯克送给他的第一辆特斯拉超跑，编号001。谁能想到当年3000万美元就能让马斯克面临破产。如果在中国，他有可能被限高，甚至上失信人名单。
即便到2017—2018年，他整合SolarCity（家用光伏发电公司）时高忆配资，特斯拉仍被认为随时可能倒闭，被疯狂做空。直到他做了更多的新商业模式，如Starlink（星链）等，大家才慢慢相信了他。
一个社会对天才的宽容程度，决定了它能否孕育颠覆性创新。天才往往都有缺陷，就像能量守恒一样，他们在某些方面超常，在其他方面就有所欠缺。这种包容的文化环境，是实现从根创新到颠覆式创新的关键。
Q：您在投资一个人时最看重哪方面特质？
A：我认为关键特质有三点：学习能力、融会贯通能力和化繁为简能力。当然领导力也很重要——就像读书上学的时候组织活动，有些人不是班干部也能一呼百应，有些人即使是班干部也组织不起来。我特别警惕一些在某个领域钻研得太深的“专家”。他们的知识边界太固定，反而会限制学习边界以外知识的能力，就像自身免疫系统过强也会引发自身免疫疾病一样。
对于团队来说，凝聚共识也很重要。我曾经有个项目，几个非常有才华的人聚在一起却失败了，因为他们只把自己当“雇佣兵”。这个项目当时是为3G移动通信领域提供一个流媒体播放的平台，说好干3年，结果3G牌照延迟了4年，他们就熬不住了。
真正的创业者应该把事业当作使命，找到能攻坚克难的人很关键。这种人往往有独特的眼界和经验，能帮你突破最难的山头，迎来一马平川。一个天才干一个月，可能抵得上普通人干一年。正常人的团队容不下天才，也是许多创业项目最后失败的重要原因。
当我投一个项目时，如果他们真要做一个常人难以企及的事，我会非常关注，为什么他们要做？为什么他们能做？他们做了哪些准备？如何获得攻克这个难题的能力？当他们把“作战地图”呈现在我面前时，我才会觉得他们是学习过、思考过、有准备的。
天才也不一定是从大厂里出来的。有些天使投资人会专门选从大厂里出来的人进行投资，但我并没有看到投资成功率有大幅度提高。有时候大厂出来的人组成的团队，反而会因为互相不服气导致最后不成功。
Q：投资时您会怎么帮助科学家、科技创业者？
A：作为创业leader，主要是帮团队找到合适的人才，让有能力的人能够舒心工作、发挥创意。
科学家一般喜欢用自己学生，毕竟师生之间知根知底。但关键在于导师的格局——真正有能力的导师会鼓励学生挑战自己，弥补自己的盲点，也有很多科学家只是在某个专业领域很强或者机遇好，当上领导后反而会限制学生的创新能力。美国更倾向于教授把技术授权给专业公司去做商业化运营。但中国很多科学家有强烈的创业冲动，想证明自己也能成为企业家。
我对这种科学家比较宽容，毕竟科学家也是人，也有自己的理想抱负，但有个前提条件：这个科学家必须已经经历过其他诱惑，创业是他最后也是最强烈的选择，我才会愿意和他一起搏一搏。
Q：如何帮助擅长学术科研、不擅长商业模式闭环的科学家创业？
A：这些人智商、见识都很高，当项目遇到困难时，他们自己会知道怎么调整。就像宋涛投资米哈游，投完后基本不过问。
很多机构投资人很难理解这一点，他们总认为好项目是管出来的。但现实是，真正杰出的人才很少是被刻意培养出来的。一个人可以通过勤奋训练掌握很多事情，但是如果什么都靠勤奋才能掌握，时间、精力终归有限。归根结底，还是得让人去做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当某些工作方式符合自己天赋的时候，才会才思泉涌，不知疲倦，达到忘我，就像稻盛和夫说的那样，进入一种“心流”状态。如果是做不擅长的事，那就不是“心流”而是“泪流”了。
我大学学机械制图时就深有体会。当时怎么画都画不好，哭了好多次。老师也很着急：“你以后毕业靠什么吃饭？”因此，我们看一个人的成功概率，关键看两点：第一，他是否在做符合自己天赋和认知的事情；第二，他是否在做面向未来的事情。如果单单只有第一点没有第二点，面向过去做事，事就成了“垃圾”，面向未来更重要。
天使投资需要信仰
Q：怎么看待中国天使投资的现状？
A：有不少人是因为听了我投资海康威视获得2万倍回报的故事，才想去做天使投资。但天使投资能拿到好结果的人其实很少。我有个助理，当年把父亲给她买房的钱拿去做天使投资，结果血本无归。天使投资对普通人来说成功率很低，特别是按照常规认知去做的。当然，如果是基于某种信仰或情感——比如我单纯觉得我表弟帅，我就愿意支持我表弟创业，那另当别论。
国际上对天使投资有个“3F”定义：Family（家人）、Friend（朋友）、Fool（傻瓜）。我们这些做天使投资的，某种程度上就是“Fool”的那类人。现在很多天使投资已经背离了初衷，比如对赌、回购这些。但我们还是希望能在中国培养出更多真正有情怀、有天赋的投资人。就像米哈游的天使投资人宋涛说的，做天使投资需要情怀和热爱。
Q：优秀天使投资人的本质是什么？
A：2017年，我和创新工场创始人李开复讨论过，天使投资人的特点到底是什么。当年，创新工场刚开始用机构化的方法做天使投资。和我有过合作的英诺天使基金创始合伙人李竹，也是做天使投资的机构里做得很好的。但捏着手指来算，今天在中国能坚持一直做天使投资的机构，应该不超过10个。
因为投资机构做天使投资，需要做很多组织形式创新，有些强调集中，有些强调分散。更重要的是，天使投资的回报周期太长了，导致机构募资很难。所以天使投资必须用自有资金。这需要靠志同道合的朋友信任，不仅是能力上的信任，还有灵魂上的信任。像我这种一次又一次跟投，给一个人连续投几次都没有回报，机构往往后面就不敢投了。
十几年前，软银亚洲投资基金创始管理合伙人阎焱曾说过，什么时候中国老百姓愿意把银行存款拿出来，像买银行理财产品一样来买VC的LP份额，那中国VC的春天就来了。但今天不但没出现这个局面，反倒是民间投资人纷纷把钱从LP那里赎回，去买2%收益的银行理财产品。
天使投资里，优秀的投资人都是少数，好的天使投资往往都是孤独的行为，需要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价值。
Q：如何看待天使投资“需要信仰”和“漫不经心”的关系？
A：投资米哈游的宋涛，他的投资方式就很“漫不经心”——他说自己连被投公司的人都没见过，但这恰恰符合我说的投资信仰。他看了米哈游团队的PPT，发现比他当年自己创业时写得更好，所以他就投了。如果真见面了，万一米哈游的小伙子说话结巴、仪表不整，他可能就不投了，也就错过这个机会了。所以天使投资，越是刻意，越难做好。
我们以前经常对天使投资人说，做天使投资的时候，当创业者说他只需要500万的时候，你基本上要乘3。但有些天使投资人就不干了，一旦创业者没做到承诺的目标，有些投资人会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跟别人拼命，觉得自己被骗了。太多创业者屡败屡战——这种坚持真的很考验人性。我见过太多这样的案例。因此天使投资非常特殊，要更宽容、更理性看创业者的核心能力。当项目花了一年时间和大量资金却创业失败时，这个创业者带着新项目再来融资，投资人该如何对待。这些都是天使投资中非常现实的考验。
未来十年：从关注安全到关注健康
Q：AI行业目前是风投圈的投资共识，您觉得是否有泡沫？
A：泡沫只是集中在大模型领域，但不管是哪一家，我们都能多多少少地使用到AI的能力，AI也确实帮我们实现过去不敢想的事情。所以即使有泡沫也没什么问题。国外最新的大模型很厉害，但现在不让中国用，反而让我们压力小了些——眼不见心不烦，我们可以按自己的节奏稳步发展。
现实挑战很严峻， 比如DeepSeek发布时，大家都在讲“东升西落”，但我认为要看到事情的多面性，要在危机中看机会，但也要从机会中看可能的危机。我担心国内AI的生存空间会变小。现在我们连英伟达特供中国的H20芯片都买不到了，如果没有自主技术，连替代方案都没有。显卡供应面临断供的风险，芯片领域的追赶很困难，特别是7纳米以下的先进制程需要光刻机，这都不是短期内能解决的。
Q：未来AGI实现以后，人类还能做什么？
A：现在AI大模型来了，人也不用干活了，这样以后在家工作和在公司工作都一样。美国疫情后，30%～40%的员工选择远程办公，最近才有公司开始强制要求返岗。在家办公有很多优势：没有同事咳嗽、擤鼻涕，没有脚臭汗臭，在自己喜欢的环境中更容易进入心流状态，工作效率反而更高，每周安排两个半天集中开会交流就行。
中国很快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当AI渗透到每个工作环节，全职岗位可能会减少，但兼职机会会增加。就像国内的猪八戒网，让有才华的人不用雇员工、租办公室就能创业。前几年他们很困难，但我告诉老板要坚持，因为未来会有更多自由职业者需要这样的平台。未来体力活也会被替代。比如海康威视旗下萤石的清洁机器人，能自动识别油渍、水渍，自动换洗拖把、倒垃圾，完全不需要人工。
所以人未来就可以干自己喜欢的事。但我属于命贱的，总想要去力挽狂澜拯救企业。我的上市公司中源协和在天津，有消息说干细胞政策很快要放开，而我一直提倡干细胞和中医中药结合，再加上精准诊断技术，构建从疾病预防到慢病治疗、抗衰老的完整健康服务链。
当时正好有医院来和我们交流，介绍了一位号称天津最好的“神医”，然后他给我号脉，一把脉他就说：“你很焦虑。”我说，你再看看是哪种焦虑，他回答：“是我们医院院长和ICU中心主任的那种焦虑。”
我当时很惊讶，因为最近我在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上确实说过，自己就像创投界的ICU主任，每天都在做要不要救、救不救得活，花多大力气，用多少手段的艰难抉择。但这对我来说是灵魂层面的选择，要做焦虑中又带有愉悦的事情。
Q：您现在还会看商业计划书吗？
A：我还是比较勤奋的。假如把我定义为百亿富豪，在这个群体里，我应该是不超过10个还会亲自看商业计划书的人之一。现在技术领域越来越细分，我看商业计划书主要是做初步判断——这个项目该分发给哪个团队、哪个基金或哪个具体负责人来处理。
我的判断标准其实很简单：要么是技术方向有潜力，要么是创始人背景过硬，要么能与现有业务产生协同效应。但说实话，很多专业问题我也判断不了，比如某项技术到底领先到什么程度、是否存在潜在缺陷、是否代表未来趋势等。这些都需要专业团队进一步评估。
Q：假如未来十年只能投一个领域，您会投什么领域？
A：我过去投资从事安防的海康威视，主要通过开发摄像头来解决人们生活出行的安全问题。现在我在思考的是：除了安全，我们还能关注什么？我认为是健康——人的健康离不开环境的健康，干净的水、清新的空气、肥沃的土壤，以及用这些健康资源培育出的健康食物。过去几十年的高速发展，导致了人类对环境的过度开发，也造成了较大的发展不平衡。因此我正在通过投资各类生物科技公司，来解决耕地土壤以及水和空气中危害人体健康和环境健康的污染问题。我希望能通过我的努力，让人们吃的农产品是健康营养的，让中医中药使用的中药材是安全和最有疗效的，用科技创新的手段，努力减少或消除人们对安全与健康的焦虑，尽力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本文来源：财经报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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